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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南宋時期以杭州為中心的佛教傳播(下)

        編輯:兩車 日期:2020-12-18 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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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杭州佛教宗派異彩紛呈

          南宋杭州佛教在吳越國豐厚的基礎上,宗派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禪教凈合流以及凈土信仰成為了這一時代的主流。

          自隋唐以來,佛教宗派紛立,佛學義理達到巔峰,具有中國特色的八大宗派逐漸形成,佛教的中國化漸趨成熟。并且禪宗、凈土宗、華嚴宗、天臺宗、律宗、唯識宗、三論宗、密宗等都曾在杭州流行,尤其以禪宗最為著名,遠播海外,對杭州佛教的發展有著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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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佛教發展到宋代,形成了所謂“江東佛教風格”,主要是以禪宗、凈土宗和天臺宗等相結合,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覽志余》記載:“杭州內外及湖山之間,唐以前寺為三百六十寺,及錢氏立國、宋朝南渡增為四百八十,海內都未有加於此者也。為僧之派有三:曰禪,曰教,曰律,今之講寺即宋之教寺也?!?/span>

          歷來祖師相繼在杭州卓錫開山,既是唐宋佛教宗派全盛時期的核心區域,也是佛教各大宗派傳揚的中心地區。宋代的杭州佛教注重佛法的修行與實踐,因此禪宗與凈土信仰成了當時的主流宗派。禪宗創始自初祖有達摩,至五祖弘忍時分為南北二宗,南宗以慧能為代表,北宗以神秀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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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宗興起于唐代,但真正達到鼎盛則是在兩宋時期,唐代至南宋,禪宗的發展經歷了六祖慧能大師的不立文字、明心見性的頓悟,以經南岳懷讓、青原行思兩系的發展,形成了溈仰宗、臨濟宗、曹洞宗、云門宗和法眼宗。

          溈仰宗到了五代已不再流傳,入宋后法眼宗也不再興盛,云門宗在南宋時逐漸衰落,而臨濟宗和曹洞宗成了宋代的禪宗主流,臨濟宗經發展分化為黃龍派與楊歧派,南宋時楊歧派成為臨濟宗的正統。曹洞宗在南宋時得以復興,影響力僅次于臨濟宗,此時禪宗形成了“臨濟天下、曹一角”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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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歧派由楊歧方會創立,該派高僧輩出,人才濟濟,時稱“三佛”的圓悟克勤、佛鑒慧勤和佛眼清遠令楊歧派進入全盛時期。特別是圓悟克勤的弟子——大慧宗杲住持杭州徑山首創“看話禪”,獨創大慧派,名聲顯赫,影響深遠,后人稱其為“劃時代的禪匠”。

          另外,虎丘派在虎丘紹隆的開創下,經應庵曇華到密庵咸杰的發展,人才輩出,松源崇岳禪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當時杭州徑山寺、靈隱寺、凈慈寺等寺院僧人多達一千七百多人,日本僧人也遠渡重洋來杭州參演求法,禪門盛風波及日、韓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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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時杭州不僅是禪宗的時代,也是凈土宗、天臺宗、律宗、華嚴宗的弘揚重地。省常于宋太宗淳化年間(990-994),在杭州昭慶寺組織凈行社,專門提倡念佛修行,在民間廣為流傳,同時在凈土宗與各宗派的相互影響下形成了禪凈并修的發展方向 。

          律宗在宋代的南山祖師永智大師的傳承下,中心移至杭州,并在仁宗慶歷時興建戒壇于昭慶寺而后允堪律師承興山門,每年三月三日海內淄流,云集于此,對律宗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華嚴宗在宋代的杭州也有一定影響力,在南宋師會和希迪的大力弘揚下,發展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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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南宋杭州佛教的三教融合

          儒、佛、道三教為了各自的發展,從不同的角度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共同促進了“三教合一”局面的出現。事實上,早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初就已經開始出現“三教合一”的現象,經過魏晉南北朝時的“三教并存”到隋唐時期的“三教鼎立”,使然成為共識。

          北宋時期的契嵩禪師則是“三教合一”的提倡者,他認為儒佛雖然教化方式不同,但其本質都是一致的,儒家重在治世、佛家重在治心,這主張順應了朝廷的需要和社會潮流。兩宋時期的大慧宗杲也有三教圣人所說之法,他號召“忠義之心”,強調佛教的積極入世精神。瞎堂慧遠是圓悟克勤的一位高徒,在其語錄和塔銘中也同樣反映了儒佛一致的思想。

          三教融合的思想不僅順應時代潮流,也確立了南宋時期佛教中國化的基本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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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南宋杭州高僧大德代有所出

          南宋以來,杭州佛教,可謂古剎林立,高僧輩出,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個中心區域。許多一流的佛門高僧來到杭州,據記載:“宋紹興二十七年,禮部侍郎賀九中上奏高宗時說,全國僧尼二十萬?!?/span>

          當時各地來杭參學的僧人眾多,僅僅以六大名寺,即靈隱寺、凈慈寺、徑山寺、三天竺法鏡寺、中天竺法凈寺、上天竺法喜寺為統計,就有112名南宋高僧,人數遠遠超過了前代高僧的總和。

        (1)若納慧光,曾住持上天竺寺,后任左、右街僧錄司,掌管禪教律三宗事務,并賜“白云堂印”。

        (2)大慧宗杲,南宋著名的禪僧,他倡導的“看話禪”,在禪宗史上影響深遠,有“劃時代禪匠”之稱,其出家后遍參知識,曾參訪洞山微、湛堂文準等,三十七歲時在圓悟克勤門下開悟,隨后兩度奉旨住持徑山,求法人數多達三千多人,出現“三千閣樓五峰寒”的盛況。

        (3)佛照德光,大慧禪師的弟子,南宋著名禪僧,一生先后住持靈隱寺、徑山寺、阿育王寺等,國內外弟子眾多,曾多次被孝宗詔入內廷講經說法,并賜“佛照”,在現在的日本仍然被奉為祖師。

        (4)瞎堂慧遠,南宋臨濟宗的重要代表人物,師從圓悟克勤,乾道六年奉詔住持靈隱寺,孝宗多次奏對稱旨并賜號“佛海禪師”,他的思想曾傳入日本,對日本佛教具有一定影響。

        (5)松源崇岳,南宋時著名的高僧,被譽為“海內之冠”。他出自臨濟宗楊歧方會派下,先后住持江浙一帶如杭州靈隱寺等叢林古剎,其嗣法弟子眾多,成為臨濟宗松源系的始祖,對日本禪宗的發展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同時在中日佛教交流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6)佛智道容,高宗時被傳旨來杭住持重建凈慈寺,并先后造田字殿,塑五百羅漢堂,使該寺成為“行都道場之冠”。

        (7)長翁如凈,兩度住持凈慈寺、傳曹洞宗于日本道元,成為一代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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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以上這些著名的高僧外,還有住持并修建凈慈寺、說法講經轟動一時的退谷義云;住持并重建上天竺寺十六觀堂、授左右街僧錄的廣慧妙珪;在慧因寺精研華嚴教義、賜號“圓宗禪師”的義和;住持凈慈寺、建置宏勝甲于湖山的少林妙崧、敬叟居簡、癡絕道沖、虛堂智愚、無準師范、偃溪廣聞等等。

          還有不少有影響力的士大夫、居士名流也薈萃于杭州,對杭州佛教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諸如張九成、陸游、范成大、周必大等。恰如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所指出的,“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仙?!边@些高僧與名士,無不學識淵博、三教融通,或著述豐碩,或行持精嚴,或品行高潔,或才華橫溢,大大豐富了杭州的文化寶庫,有效地提升了杭州的文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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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以南宋杭州為中心的佛教傳播情況

          杭州地處濱海之地,是唐宋以來重要的商貿與文化交流口岸,不僅吸引國內的名位名士前來參學,而且也匯集了大量日本、朝鮮等國的僧人來杭州參訪。據史料記載,中日兩國的佛教文化交流早在公元6世紀左右就展開了,至今中日兩國佛教文化交流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日本從舒明天皇二年(630)至宇多天皇寬平六年(894)就向唐朝派出使者16次。據《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記載,當時入宋的日僧達109人,如圓爾辯圓、覺阿、神子榮尊、悟空敬念等,逐漸形成了以徑山寺、靈隱寺和凈慈寺為中心。

          乾道七年(1171),著名日僧覺阿率弟子金慶乘船入宋,到靈隱寺拜佛?;圻h為師,覺阿在靈隱寺參學四年后回國傳播禪宗思想,引起了日本國內的廣泛關注,這是日本禪宗史上第一位將禪宗傳入日本的僧人,為后來日本禪宗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淳熙十四年(1187),日本名僧榮西二度入宋,在天臺國清寺、杭州靈隱寺、凈慈寺深入參禪問道,領悟臨濟宗真諦,回國后大力推廣禪宗思想,對日本禪宗的興起作出重要貢獻。

          據《日中文化交流史》記載,來靈隱寺拜師學法的日本僧人還有圓爾辯圓、無關普門等;另外也有無像近照、天祐思順、無關普門、南浦紹明、南洲宏海等日僧前往凈慈寺求學佛法。

           紹定五年(1232),無準師范禪師住持徑山后進入鼎盛期,日本名僧絡繹不絕地來拜無準為師,其高徒眾多,如圓爾辯圓、神子榮尊、妙見道佑、悟空敬念等。

          圓爾辯圓(1202-1280)和神子榮尊在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入宋,先后拜訪了明州景德律院、天童山、杭州天竺、凈慈寺等。圓爾辯圓在靈隱寺的時候,正逢無準師范的弟子退耕德寧在此寺任知客,他見圓爾辯圓志向不凡而對他說:“輦下諸名宿,子已參遍,然天下第一等宗師唯無準師范耳,子何不承顧眄乎?”圓爾辯圓即赴徑山參訪無準師范,并最終獲其印證,成為第一個師承徑山的日僧。在宋六年,圓爾辯圓回國弘揚禪法,同時還將中國的禪道、書法、建筑、繪畫、茶等帶回了日本 ,成為京都東福寺的開山祖師,并此封“圣一國師”。

          41歲的神子榮尊于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入宋,隨即遍參各大叢林,后到徑山寺求法,44歲時返回國內開創了興圣萬壽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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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中國也有一些高僧如兀庵普寧、大休正念、蘭溪道隆、西澗士曇和無學祖元等應邀赴日弘法。兀庵普寧(1197-1276)自幼出家,宋理紹定五年(1232)住持徑山,理宗景定二年(1260)赴日本弘法,在日本 的五年期間受到北條時賴的崇敬,禪風大振。

          大休正念(1215-1289)在咸淳五年(1269)抵達日本,在蘭溪道榮的禮遇下住持禪興寺,后被奉為凈智寺開山,圓寂后被封為“佛源禪師”,并形成大休派,在日本禪宗史上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以上這些僧侶為中日雙方廣泛而深入的交流直至了極大的貢獻和作用,同時也掀起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東渡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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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結語

          綜上所述,杭州地處東南沿海的吳越地區,自古海陸交通發達,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交匯城市之一,同時與日本一衣帶水,與朝鮮和東南亞各國早有貿易往來。因此可以說,“杭州佛教”本身就是中國文化交流與佛教融合的結果。隋唐時期,佛教又由此東傳朝鮮、日本,由此成為日本佛教禪宗、天臺宗、凈土宗的祖庭所在地。宋元以后,杭州地區與東亞的佛教文化交流更為頻繁,乃至發展到今天,可謂代代相傳、綿延不絕,成為世界佛教交流史上的一個重要支點。

         

          轉載自《獅子吼》第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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