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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贊法師與武林佛學院

        編輯:慧容 日期:2018-11-22 09:37

          巨贊法師(1908-1984)是我國現當代著名的愛國高僧、佛學家,也是一位佛教改革家、佛教教育家、社會活動家。

          在現當代中國佛教史上,巨贊法師是極為重要的一位關鍵人物,他追隨太虛大師,繼承并發展了太虛大師的佛教改革思想,積極倡導"新佛教"理論,從而成為"現代新佛學"奠基人。他是中國佛教協會及中國佛學院的創始人之一,是繼太虛大師之后中國佛教革新運動的最重要的一位領導人。他淡泊名利,為法忘軀,為中國現代的佛教事業奉獻了畢生的精力。


          巨贊法師與杭州佛教的關系十分密切。他在杭州靈隱寺出家,撰寫過《靈隱小志》,曾擔任浙江省佛教協會和杭州佛教協會的秘書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還是武林佛學院(現杭州佛學院的前身)的創辦人之一,并擔任第二任院長。

        一、關于武林佛學院創辦經歷的種種不同說法

         ?。⑽淞址饘W院"創立于抗戰勝利后不久,因杭州古稱"武林"而得名,院址位于杭州靈峰寺內(今杭州植物園"靈峰探梅"景區內),故又稱"靈峰佛學院"。由于武林佛學院辦學時間較短,再加上文獻史料的缺乏,以致于關于武林佛學院的創始人、初創時間乃至巨贊法師是否為武林佛學院的創辦人等等問題,現有的說法也不盡一致。筆者大致搜集了一下,至少有這樣幾種說法:

          在杭州佛學院官網上這樣說明:"杭州佛學院是經國家宗教事務局批準,杭州市佛教協會承辦的一所高級佛學院。其前身是1946年12月由太虛大師和巨贊法師創辦的&lsquo;杭州武林佛學院&rsquo;"。
         
          在冷曉編著、百通(香港)出版社2001年出自的《杭州佛教史》中這樣寫道:"武林佛學院是由若瓢倡導發起,&lsquo;于民國三十五年(1946)12月25日正式成立,次年巨贊返杭住靈隱寺,對若瓢的倡議十分贊同,并積極參與辦學,先后由會覺、枯木、巨贊擔任院長,后因經費匱乏,被迫停辦。"冷曉還認為,武林佛學院實行董事會制,由靈隱寺若瓢擔任董事長、靈隱寺巨贊任副董事長,招賢寺弘傘、下天竺月濤、昭慶寺洪法、凈慈寺欽亮、靈隱寺圓成、上天竺定修、中天竺湛如、開化寺妙乘、六通寺智行、招賢寺寶云、云棲寺源智、祖山寺式梁擔任常務董事,以上成員均是江浙佛教聯合會的成員。&rsquo;"
         
          冷曉的這一說法,最早見于1995年印行的冷曉所著《近代杭州佛教史》(內部發行)一書中。陳榮富《浙江佛教史》、陳永革《佛教弘化的現代轉型》、何王芳《民國杭州社會生活》等著作中的相關說法,皆源于冷曉此說。
          另外,畢業于武林佛學院、曾是會覺與慈航弟子的"自立法師"的生平介紹中,曾這樣說到:"1948年,國共內戰期間,蘇北地方不靖,佛學研究社受戰事影響,人心惶惶不安。自立法師堅持讀到畢業,隨即到杭州的&lsquo;武林佛學院&rsquo;繼續學習。武林佛學院設于西湖的靈峰寺,是1946年太虛大師命演培、妙欽二人去籌備創辦的。后來,又命武昌佛學院第一期畢業的會覺(枯木)法師任院長。"這里則是以演培、妙欽和會覺為武林佛學院的創辦人及院長。

          在中國佛學院的網站上,則是這樣介紹巨贊法師的:"1948年,他繼會覺法師之后,出任杭州的武林佛學院院長。是年年底,受到戰事影響,佛學院停辦,他也應香港信眾之請,到港講經,駐錫香港蓮社。"

          那么,武林佛學院的創辦人究竟是誰?董事長若瓢法師、院長會覺法師是何許人也?太虛大師與武林佛學院的關系如何?武林佛學院究竟有幾任院長?巨贊法師究竟是不是武林佛學院的創始人?有沒有擔任過武林佛學院院長?等等。上述說法以及現有的研究論文或回憶資料中,觀點不盡一致,甚至相互矛盾。這些都有待我們作進一步的考察。

        二、巨贊法師與杭州諸山長老
        共同發起籌建武林佛學院

          雖然有關武林佛學院的歷史文獻史料很少,而且非常零散,但仔細閱讀、對比分析相關材料,冷曉先生的這一說法還是比較可信:"武林佛學院實行董事會制,由靈隱寺若瓢任董事長、靈隱寺巨贊任副董事長,招賢寺弘傘、下天竺月濤、昭慶寺洪法、凈慈寺欽亮、靈隱寺圓成、上天竺定修、中天竺湛如、開化寺妙乘、六通寺智行、招賢寺寶云、云棲寺源智、祖山寺式梁等任常務董事。"不過,若瓢是靈峰寺住持,而不是靈隱寺,或許是作者筆誤。

          在1947年8月出版由巨贊法師擔任主編的《華藏世界季刊》創刊號一則佛教簡報中亦明確指出:"武林佛學院系杭州市諸山長老弘傘月濤若瓢等所締造。"據此,毫無疑問若瓢等杭州各大叢林長老為武林佛學院"締造"者,即創始人。

          在武林佛學院創建過程中,若瓢法師確有首倡之功。關于若瓢法師,史料中鮮有提及。冷曉在其《近代杭州佛教史》(1995年6月杭州市佛教協會內部印行)一書較早提及若瓢法師倡議發起武林佛學院一事:
         
         ?。⒖箲饎倮?,若瓢由上海來杭,先后在凈慈寺、白衣寺客住。他和祖山寺梁、鳳林寺白圣等共同致力于&lsquo;研究佛陀教戒、樹立僧伽規范、闡揚各宗學理、喚救世道人心&rsquo;。為此,若瓢等致函杭州諸山,要求共同舉辦&lsquo;武林佛學院&rsquo;。函稱:&lsquo;佛教東來我國已歷一千八百余年,與我國文化水乳交融,對于民族道德關系甚大。清末以來,各寺廟示能積極舉辦教育,不能與時代文化相銜接,識者痛之,本寺各著名大寺發起設立武林佛學院于靈峰寺,以謀造就弘揚佛教及住持寺庵之人才。&rsquo;若瓢認為,舉辦武林佛學院&lsquo;事關本寺佛教前途&rsquo;,呼吁重視和支持。該院于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

          若瓢法師(1905-1976年)曾用名苦瓢、苦凡,俗名林永春,浙江黃巖人,是現代著名畫僧,以畫蘭竹著稱,后來還俗。解放以后,若瓢主要在上海市,曾任上海市文史館館員?!渡虾il北區志&middot;第三十九編人物&middot;傳略》這樣記載其簡歷:
         
         ?。⒚駠吣辏?918年),因病在天臺山國清寺出家受戒,拜日妙為師。以后又在上海超塵精舍向興慈法師求教,研習佛學,并自修古文和國畫。曾在浙江寧波、鎮海、杭州等地寺院掛錫。民國十九年,在杭州凈慈寺任副寺。民國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杭州淪陷前,若瓢隨雪悟法師至鎮江轉道來滬,進入境內七浦路吉祥寺。雪悟為當家,若瓢任知客僧和滬上文藝界書畫界人士都有往來。此時,若瓢出售自己所繪的蘭竹畫??箲饎倮笕羝昂途拶澐◣熑ハ愀坶_畫展,在港暫居。
         
          解放后,1950年若瓢由香港返滬,仍回吉祥寺,積極參加美術界的義賣捐獻活動,并參加佛教界的社會主義教育學習。若瓢在上海國畫界是有名望畫僧,在杭州和郁達夫有交往,畫家唐云來滬,若瓢協助他打開局面,張大千來滬到吉祥寺去看他,作家柯靈、?;『推浇髞?、白蕉等人都與之有往來。1961年,上海市人民委員會聘若瓢為市文史館員。同年,任區第三屆政協委員。

          關于武林佛學院成立的具體時間,冷曉認為該于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此說有誤。實際上,武林佛學院成立時間應當更早一些。巨贊的《論自得》一文即其是于1946年重陽前五日(農歷九月初四,西元9月28日)應院長會覺法師之請在武林佛學院開學典禮上的講演稿。文尾又記"1946年10月26日追記于靈隱寺",后發表于1947年1月出版的《海潮音》28卷第1期。由此可見,武林佛學院至遲在1946年9月就已經開學,至1948年12月結束,前后大約維持了二年半左右不到三年的時間。

         
        ▲若瓢書畫作品

          當代書法家陸康在"新浪博客"上也有一篇回憶若瓢的博文"蘭竹畫家林若瓢",記錄了若瓢在現代上海書畫界的一些軼聞趣事。筆者猜想,若瓢法師在抗戰結束后經濟十分困難的時期擔任武林佛學院的董事長,很可能與其用出售其蘭竹畫作品所得的收入支持武林佛學院辦學有關。
         
          那么巨贊法師是否參與武林佛學院的籌建呢?1946年初,巨贊就回到了杭州,住在其出家之地靈隱寺,而不是冷曉所說的"次年(1947)巨贊返杭住靈隱寺。"巨贊后來在回憶這段經歷時曾說:
         
         ?。?946年回到杭州,住靈隱寺,任職浙江省佛教協會及杭州市佛教會,對于佛教界的一切內幕,看得更為清楚,才知道在國民黨反動政府下面要談改革佛教教務是辦不到的。那里的浙江省主席是沈鴻烈,曾經鼓勵我草擬改革浙江全省佛教教務的計劃,我認為空言無補,沒有理他。后來浙江省主席換了陳儀,杜偉居士當民政廳長,曾經再次對我說,愿意幫助我改革杭州市的佛教教務。我當時用書面向他提出幾個問題,沒有得到答復,也就置而不談。事實上社會經濟基礎未變,舊有的一切結合在一起,牢固不化,以民政廳長的全副力量,想要加以改造,只是主觀的愿望,唯心的想法,決不會成功的。寫到這里,不禁使我想起太虛法師。他幾十年奔走呼號,沒有得到什么結果者,受了時代的限制之故也。一代大師赍志以沒,又不禁使我們低回惋惜,不是剛才杜工部《吊諸葛武侯》的兩句詩:"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

         

          侵略者占領下成立的偽"日華佛教會"陰影籠罩下擺脫出來,但新的佛教組織又尚未建立起來。有鑒于此,太虛大師還專程來杭州與華藏寺。通賢法師、靈隱寺方丈卻非法師(1873-1948,又名玉皇,為太虛大師的老友、巨贊出家時的剃度師)及居士黃士元等人接觸端莊杭州佛教組織。
         
          1946年2月4日新組建的杭州佛教會成立,由卻非法師任理事長。然而卻非法師因不愿與聞政事,以"健康狀況不佳"為由辭去理事長一職,于是重新選出下天竺月濤法師任理事長,常務理事有弘妙(靈隱寺),理事:欽亮(凈慈寺)、寶云(招賢寺)、洪法(昭慶寺)、卻非(靈隱寺)、通賢(華藏寺)、圓成(靈隱寺);常務監事:顯元(海潮寺)。而剛回杭州不久的巨贊法師則"先后擔任杭州市、浙江省佛教會秘書長",協助整頓杭州佛教組織。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杭州佛教會成立時的"理事會"名單中無巨贊法師,但在巨贊法師的回憶中曾說浙江省主席沈鴻烈曾經鼓勵他擬定改革浙江全省佛教教務,民政廳長杜偉居士也要幫他改革杭州市的佛教教務,說明巨贊法師確曾在杭州佛教會擔任重要角色。巨贊法師以太虛在杭州改革佛教受挫和自己的經歷,認為在當時條件侈談佛教改革,無異于"緣木求魚"。于是暫停在靈隱寺的巨贊一方面廣泛搜集武林(杭州)方志掌故,考證史實,撰寫出版了《靈隱小志》,還參與創辦《華藏世界季刊》。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一同與巨贊由香港回到杭州靈峰寺擔任住持的若瓢法師向杭州諸山長老發出倡議,籌辦"武林佛學院"。巨贊與若瓢兩人的政治立場比較接近,平素與進步文人往來較多,"抗戰勝利后若瓢和巨贊法師曾一同去香港辦畫展"。因此,作為卻非法師之弟子的巨贊以靈隱寺常住的身份亦參與發起成立武林佛學院,并協助若瓢擔任佛學院董事會副董事長,這一點還是比較可信的。

        三、太虛大師及其門下諸弟子對武林佛學院辦學的重要貢獻

          武林佛學院成立后,太虛大師門下諸弟子對武院的貢獻最大。其中,會覺法師是受太虛大師的委派擔任武林佛學院的首任院長。然而關于會覺法師的史料十分缺乏。冷曉在《杭州佛教史》"后記"中亦提及此項:"如若瓢、會覺、枯木、了悟等等,均為一代名僧,但由于史料匱乏,不能彰前賢之懿范,實為一大遺憾。"

          曾親近太虛大師的演培法師在《演培上人自敘傳》中回憶說,他曾受太虛大師委派來杭州負責武林佛學院的教學事務,后來太虛大師又讓會覺法師前來擔任武林佛學院院長。時值中國抗戰即將勝利之際,演培法師與印順法師、妙欽法師一起離開重慶漢藏教理院返鄉,輾轉來到上海見到時住玉佛寺的太虛大師,向其問禮:"在禮別大師時,大師忽又叫住我們說:&lsquo;你回來也好,杭州現成立武林佛學院,沒有人負責,你們就去主持。&rsquo;妙兄(妙欽法師)急于要回廈門,要我先去負責教務,回來可在學院講課。就這樣,我又負起杭州武林佛學院的責任。杭州是世界有名的風景優美的地方,但學院設在&lsquo;靈峰觀梅&rsquo;的靈峰寺內,寺固殘舊,交通亦不方便,但確是讀書的好環境。后來大師來信,說已請會覺法師來任院長,我非常的歡喜,因會覺長老是武昌佛學院第一屆畢業僧,佛學詩文均有極深的造詣,而我在閣院讀書時,亦曾聽過他老講《圓覺經》,現在得再親近,自是最為理想。嗣后妙兄果來靈峰,為學僧講舍頌。"

          根據上述記載可知,在武林佛學院初創時期,太虛大師就十分關心武林佛學院的辦學情況。印順法師在自傳《平凡的一生》中也記錄了太虛大師命其來武林佛學院任教一事:"三十六年(42歲)正月,我回到了上海,在玉佛寺禮見了太虛大師。大師那里有說不完的不如意事,心情沉重。那里的杭州靈峰辦理武林佛學院,演培與妙欽都在那里任教,所以我先到杭州去看看。大師說:&lsquo;回來時,折幾枝梅花來吧&rsquo;!靈峰是杭州探梅的勝地。我去了幾天,就得到太虛大師病重繼而逝世的消息。我折了幾枝靈峰的梅花,與大家一起到上海,奉梅花為最后的供養。"

          太虛大師常來杭州,與杭州佛教淵源頗深,也非常喜歡靈峰的梅花。當時太虛雖然身在上海,但依然惦記著時下正盛開著的靈峰梅花。遺憾的是,不久,即1947年3月12日太虛大師中風舊疾復發,壯志未酬身先卒。此時正值杭州梅花開放的季節,印順與演培、妙欽等聞訊后,匆忙之中折了幾枝靈峰的梅花回滬,作為獻給太虛大師最后的供養。

          因此,完全可以說,武林佛學院是在當時國內的佛教領袖太虛大師的支持和關心下建成的。但由于抗戰勝利后,受國民政府委托,太虛大師擔任"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主任一職,主要忙于全國及各地佛教組織的整頓、重建,太虛大師雖然曾來杭州重建佛教組織,也積極支持創建武林佛學院,但限于精力沒有也不可能參與武林佛學院創建的具體事務。但其門下的印順、演培、妙欽以及會覺任教職。

          初建之初,由演培法師暫時負責教務,妙欽法師來院以后為講"舍頌"(俱舍論頌),后來擔任教務主任。在太虛大師諸弟子中,印順法師在武林佛學院任教的時間最短("我去了幾天,就得到太虛大師病重,繼而逝世的消息"),妙欽在武林佛學院教了近一年;仁俊于1948年轉赴上海靜安佛學院任教;演培在杭州武林佛學院的時間較長,直至1948年冬方應印順之邀離開杭州,轉赴廈門南普陀寺協助印順法師等創辦"大覺講社"。而就實際影響來說,曾擔任院長的會覺法師對武林佛學院的影響和作用要更大一些。

          會覺法師實即枯木會覺。在徐孫銘、文平志等所撰《道安法師法脈傳記》一文中有段文字提及會覺法師即"枯木會覺"。

          "枯木會覺(1892-1971)法師,為太虛門下四大弟子之一。歷任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武林佛學院講師。晚年任廈門南普陀寺住持。民國三十七年(1948), 枯木長老有意回南岳,然格于舊規,拿不出進寮房的金元券而為難。明真法師、法舫法師有感于山中日見零落,希望祝圣寺住持道安法師(1907-1977)能為佛法而珍惜會覺長老。道安法師認為南岳各寺買賣寮房之舉是敗壞佛教風氣,對會覺長老這樣的碩德因缺乏買寮房的錢被拒之門外決不贊同,主張廢除陳規。道安法師立即召集會議,打破此項賣寮房陋習,議決各方大德長老來此無力買寮房者即送之,非大德長老者,縱有金錢堆如山亦不賣。九月二十三日,道安法師親自代表全山給枯木會覺寫信,歡迎會覺法師回南岳。這項小改革反映了道安法師尊重僧才、大膽革新舊制的眼光和魄力。"

          由此可知,會覺法師是太虛大師的高足,湖南人。會覺又稱"枯木會覺",也就是說會覺與"枯木長老"實為同一人。冷曉等人認為"枯木"為武林佛學院第二任院長,實乃誤將"枯木會覺"誤讀為"枯木"、"會覺"兩個人。會覺為太虛門下"四大弟子"之一,武昌佛學院第一屆畢業僧,其佛學、詩文均有極深的造詣,歷任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武林佛學院教師,晚年任廈門南普陀寺住持。演培等人稱之為"會覺長老",可見其年齡、資歷顯然要長于演培、妙欽和印順等人,德高望重,故成為武林佛學院的首任院長人選。鑒于此,會覺法師亦是受太虛之委派,來杭州擔任武林佛學院首任院長亦是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紀念巨贊法師誕辰110周年梵唄音樂會配樂詩朗誦《向巨贊法師致敬》

        四、出任武林佛學院第二任院長時期巨贊法師的佛教教育思想

          巨贊法師雖然曾經參與武林佛學院的籌建,但在武林佛學院成立后的前一、二年,雖然也曾應會覺之邀來此講學,但并未介入武林佛學院的辦學事務。他當時的主要精力還是著眼于當時國內外的佛教及社會形勢,為今后的佛教改革作準備。
         
          1947年以后,隨著太虛大師的去世,加上國內戰事日趨緊張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的動蕩,太虛大師的弟子印順、妙欽、演培及會覺法師等人也相繼離開武林佛學院至廈門(閩南佛學院),此時武林佛學院的辦學困難也日益加劇。1948年,杭州佛教界的尊宿、靈隱寺方丈卻非法師圓寂。正是在這一非常時期,巨贊法師臨危受命,"杭州佛教會推舉巨贊法師出任院長",接替因病辭職的會覺法師擔任武林佛學院的第二任院長,負責武林佛學院后期的教學與管理。

          關于武林佛學院最后半年辦學的窘況,當時曾在武林佛學院任教、與巨贊法師一起在相當艱苦的條件下維持武林佛學院教學各項事務的方興居士曾撰有《于獅子吼聽法音&mdash;&mdash;憶巨贊法師》一文,對此有比較詳細的回憶:"武林佛學院的經費,是靠杭州靈隱、凈慈、三天竺、昭慶、鳳林等諸山攤派的。巨院長當時是杭州佛教會的秘書長,對杭州的佛教界的情況相當熟悉。他幾乎天天奔走于各寺廟之間籌集經費。一次,我與巨院長到靈隱去催交欠款,方丈宏(弘)妙又念起苦經。我對他說:&lsquo;佛學院是杭州佛教會辦的,諸山負擔,義不容辭?,F在佛學院已經揭不開鍋了,你再賴賬,我只有領導饑民暴動,把學生帶到靈隱來了,看你怎么辦?&rsquo;這本是一句戲言,沒有想到宏妙馬上改口說:&lsquo;您別發火,讓我想想辦法,保證兩天內將糧送到院里去。&rsquo;回院路上,本以為巨院長一定會夸獎我,哪知道卻挨了他一頓批評:&lsquo;今后你說話要當心點,饑民暴動一類的話,千萬不能再說。特務多如牛毛,萬一被戴上紅帽子,那可不是是好玩的。&rsquo;對他的批評我只有投以感謝的眼神,佩服他的警覺和細心。到1948年底,學院經費來源全部斷絕,經巨院和我反復研究對策,最后決定暫時停課。"由于時局混亂,經費匱乏,武林佛學院最終于1948年12月停辦,人員紛紛四散而去。巨贊法師則轉道香港到北京,為新中國佛教的重振和復興而往來奔波。

          武林佛學院雖然存續時間不長,但其在當時佛教界的影響卻不容小覷。據1947年8月出版的《華藏世界季刊》"佛教簡聞"報道:"武林佛學院自開辦以來,雖僅一年而風氣淳樸,教學謹嚴,為全國冠。"不過由于經費緊張,故招生名額有限,預科生30名結業后,只能招"正科"生20名。演培法師也回憶道:"靈峰初創,規模不大,但因老師陣容堅強,在京滬杭各地,一時聲譽雀起,各地僧青年,紛紛求來入學。會覺院長牛事雖高,但對辦法仍極熱心,看到學院辦有成績,老人亦感到很歡喜。武林佛學院如果辦下去,相信還會有很好的成績。"

          1946年4月巨贊法師曾應請至廣州六榕寺時,見年輕的妙峰法師聰明好學,遂攜至杭州,安置在武林佛學院就讀。后來曾得虛云老和尚付未能,為云門宗第十三代傳人的佛源老和尚,亦是在巨贊法師安排下于1947年7月以后來武林佛學院學習的。

          武林佛學院在當時佛教界所產生的影響與太虛大師、會覺法師及巨贊法師的全新的佛教教育思想及辦學思想是分不開的。太虛大師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武林佛學院的創建與管理,但因兩任院長會覺法師、巨贊法師或為其弟子或有師徒之誼,因此武林佛學院辦學過程中秉承和貫徹的仍然是太虛大師的佛教教育思想和理念。


         

          據《海潮音》記載,枯木會覺曾為武林佛學院制定"學約"(即"校訓"),內容如下:一、謹僧格以住持三寶,二、勤學問以廣明教化,三、正思惟以深入法藏,四、篤行持以資生悲智。&mdash;&mdash;三十六年九月于武林佛學院正科開講,會覺。

          太虛大師佛教教育思想的核心在于"養成僧格"。太虛大師曾說:"僧之僧格,即如人之人格一樣。假如僧不具僧格,即不能謂之為僧。前面所講的和合眾,是由分子構成的團體;而僧中的分子,必須具有僧格。"那么,如何養成僧格呢?關鍵在于要"以三寶之信產生僧格"、"以六度之學養成僧格"。太虛大師通過創辦佛學院的實踐,將現代學校教育的理念引入佛教教育,從而將"謹僧格與勤學問"相結合:"佛學院創辦之唯一宗旨:一、依照叢林制度,組織普及僧俗修習佛法之學院;二、仿照學校課程,使容易造成適應現代弘法之人才。"


          不難看出,會覺法師所訂立的武林佛學院《學約》,忠實地秉承了太虛大師的佛教教育理念,這也正是中國近現代以來新成立的現代佛學院教學與傳統佛教教育的不同之處。
         
          作為武林佛學院第二任院長,高僧巨贊法師也有著豐富的現代佛教教育的理論和實踐。1933年他曾應重慶"漢藏教理院"之請到漢院任教。1936年在廈門的閩南佛學院任教。武林佛學院創辦以后,巨贊法師"新佛教"的佛教教育思想和主張在他主持的武林佛學院期間更是得到較好的執行和落實。
         
          1946年9月巨贊法師在武林佛學院開學典禮上所作的《論自得》講演中曾說:"當然中國佛教的命運,我們是寄希望于新僧的。"可見,巨贊完全支持太虛大師所領導的佛教革新運動,寄希望于通過佛學院實行"開放式教學"的情況作了比較詳細的描述:

          在巨贊主持佛學院期間,他力主開放式教學。他認為,佛經里明明寫著菩薩上求佛道當于"五明"中求,佛學是"五明"中的一明,所以只能占有一周總課時的三分之一,大量學習時間應放在文化知識方面。他說:"文化知識好比水,佛學知識好比船。唯有水漲才能船高;否則陸地行舟,寸步難行。"他鼓勵學僧讀《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儒林外史》等,并認為不讀這些書,就不知道什么是世間法,不懂世間法,對于世間法的理解也就無從下手。他將自己的積蓄購買高爾基、托爾斯泰、魯迅、巴金、老舍、沈從文、葉圣陶等人的作品供學僧閱讀。于是武林佛學院讀書成風,關心國事在風。

          在巨贊法師擔任武林佛學院院長、主持武林佛學院院務期間,特別注重開放式教學和啟發式教育,巨贊法師要求學僧不僅要勤奮閱讀佛典,而且要學習外語,閱讀文史哲等學科的書,關心國家大事,經常閱讀報紙新聞。巨贊法師認為,只有深入了解世間法,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出世間的佛法。
         
          遺憾的是,由于時局動蕩,辦學經費來源也逐漸斷絕。1948年底,武林佛學院被迫停學,學員也四散而去。巨贊此時也離開大陸,往來奔波于香港、臺灣、澳門之間。新中國成立前后,巨贊法師為新中國佛教改革積極奔走呼吁,他還曾上書毛主席建言獻策,積極參與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學院的籌備、成立工作。在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學院成立后,巨贊法師曾擔任副會長、副院長,并在佛學院親自授課,以實踐其佛教改革的思想和人間佛教的理念。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巨贊與趙樸初二人被推為佛教界代表參加了新中國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并于10月1日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開國大典",成為新中國660位"開國元勛"之一。這些都足以說明巨贊法師對于新中國佛教改革和振興佛教作出了重要貢獻。

         

         摘自"紀念巨贊法師誕辰110周年文化系列活動"研討會論文集 


        撰文|張家成
        攝影|一葉
        責編|妙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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